夏志清:伟大作家的挖掘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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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年12月29日,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先生在纽约病逝,享年92岁。

与他逝世后在海内外引起的巨大震动相比,他离去时十分平静,并没有遭受太多痛苦。就在两个礼拜前,他还跟医生开玩笑,“我了解生死,不用替我悲伤,我已经可以永垂不朽了,因为我写了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。”

这种达观、幽默与自信,正是他生前给人的直接印象,他就像个玩世不恭的“老顽童”,直到生命的最后,还保持着赤子之心。公认的夏志清最好的接班人、哈佛大学中国文学讲座教授王德威先生,在悼词中写道,“他拥有传奇的经历、真正的普世精神、敏锐风格、批判意识与真知灼见。”

“没有人能够在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研究中,僭越夏志清的观念、启发或影响。在许多年里,夏志清因其欧洲中心的立场与不争论的姿态被人置喙,但他仍然在争鸣中备受尊崇。今天我们可以回望或是嘲笑他的不足之处、偏见或其他种种,但他仍是一个制度的创始人,这是任何争论都改变不了的事实。”

尽管夏志清至今仍被少数人指责,带有政治偏见来评断左翼作家,但在他眼里,作家只有好坏两派,而没有其他派别。他曾自信地说,“文学史永远写不完,功力在于你怎么看出一个作品的好坏,我的小说史到现在人家还肯定,这一点真是伟大。”

研究转向

1921年,夏志清生于上海浦东,上世纪40年代,他在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后,随其兄夏济安到北京大学担任助教。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看不起教会学校,对其并不赏识,他却凭一篇研究英国诗人布雷克的论文,在留美奖学金考试中脱颖而出,为自己赢得了赴美深造的机会。

1948年,夏志清进入耶鲁大学英文系攻读硕士、博士学位,研究的是西方文学。耶鲁大学英文系的博士是全美国要求最严格的,要想拿到学位,至少需要通过法、德、拉丁3门语言考试。在夏志清之前,只有两个中国人在耶鲁拿到过英文博士学位,而他成了第三个。

在耶鲁的严格训练,使他打下了出色的西方文学功底,他成了英文系的优等生。后来对他有知遇之恩的王际真曾这样评价夏志清,“他的英文早已高过所有留美的华籍教授,简直可同罗素、狄更斯两位大师媲美。”

但连夏志清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,他日后并没有从事西方文学研究工作,而是将研究方向转向了他并不熟悉的中国文学。

1951年春天,即将拿到博士学位的夏志清,面临留美还是回国的问题。如果留美,他必须找到一份教职或研究工作;恰好政治系的饶大卫教授正寻求助手编一部《中国手册》,供美国军官参阅之用;在同学的推荐下,夏志清顺利地成了这个编纂团队的一员。

他负责撰写《文学》《思想》《中共大众传播》三大章,以及《礼节》《幽默》两小章。在编写《中国手册》的过程中,夏志清阅读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英文著述,“一年之中,就把汉学家、中国问题专家晚近出版的著作,看得差不多了”,夏志清后来回忆道。

为了写《文学》这一章,他把耶鲁图书馆所藏的茅盾、巴金、老舍等的作品都略加翻看,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,他发现“中国现代文学史竟没有一部像样的书,我当时觉得非常诧异。”

于是,在完成《中国手册》编纂工作后,夏志清下决心自己写一部中万博博彩e族信誉好,各种充值返水。万博在线代理月入百万拥有全球最火爆齐全的游戏项目,万博网上博彩官方可以提供给玩家在线游戏的玩法,万博博彩e族将成为玩家拥有财富的新起点。国现代文学史。由于没有资金,也没有教职,他向当时美国最大的研究资助基金会——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,没想到竟然很快通过。从此,他过上了三年无拘无束、读书写作的生活,名义上是耶鲁英文系的研究员。

一书成名

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研究补助金是每年4000美元,从1951年7月开始,他每月要给家里寄100美元,自用2800美元,只够维持生活。

他在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序言中回忆,“我来美留学,没有用过家里一分钱,也没有到饭馆去打过一天工,洗过一只碗,讲起来比好多留学生幸运。”但那个时候,他尚无教授身份,没有固定收入,只能“过着自甘淡泊的研究员生活”。

由于耶鲁中文部门书籍极少,他只能到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借书,通常是“上午动身,下午看一下午书,再挑选自己需要的书籍、杂志,装一手提箱返回住处”。他只用了三年时间,便将这本后来影响一个时代的著作完成了一大半。

后来他又转战密歇根大学、得州奥斯丁城、纽约州波茨坦镇,教了六年英文。直到1961年,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才由耶鲁大学出版发售,他也因此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文学副教授的教职,此后数十年,他把哥大经营为美国汉学研究的重镇。

《小说史》出版后不到三个星期,《纽约时报》便刊出书评,对其大为赞赏。50年后,当夏志清溘然离世,《纽约时报》再次对他给予极高礼遇,报道其一生成就,并专访了他的最佳传人王德威。

夏志清在他的这部处女作中,评点了从1917年到1957年,中国的十多位主要作家,包括鲁迅、茅盾、老舍、沈从文、张爱玲、钱钟书等人,对他们给予了富有卓见和个性化的臧否,与当时大陆的评价体系形成强烈反差。

比如,他说“老舍的《四世同堂》抗战以后为评者大捧,惟我独表异议。”“茅盾开头很好,我很欢喜他。后来就不大好,一个人根据一条路线写小说,这就不行,我一看就看出来。中国人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,不能因为小资产阶万博博彩e族信誉好,各种充值返水。万博在线代理月入百万拥有全球最火爆齐全的游戏项目,万博网上博彩官方可以提供给玩家在线游戏的玩法,万博博彩e族将成为玩家拥有财富的新起点。级就要骂一通,这是不通的。”

主推四人

他在书中主推四位作家:张爱玲、钱钟书、沈从文、张天翼。他盛赞张爱玲的《金锁记》“是中国有自古以来最好的中篇小说”,《秧歌》在中国小说史上是“不朽之作”,他还极为推崇张爱玲“对人性弱点的细密临摹和苍凉的美学观”。

同时,他评价《围城》是“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写得最有趣、最细腻的小说,或许是最伟大的小说”。钱钟书比夏志清年长9岁多,两人在1943年就见过面,夏志清对这位前辈的学识和文采都十分膺服,后来还闹出过一个有名的笑话。1975年因友人误传钱钟书过世,夏志清写了篇《追悼钱钟书先生》,在台北《中国时报》发表,引起很大影响,而当时钱钟书先生还健在。

不过,钱钟书并不以为意,三年后的1979年春,钱钟书访美,他在临行前写信给夏志清道,“尊著早拜读,文笔之雅,识力之定,迥异点鬼簿、户口册之伦,足以开拓心胸,澡雪精神,不特名世,亦必传世。不才得附骐骥尾,何其幸也。”夏志清收到这封“最敬爱的前辈赞勉自己的信”,兴奋不已,他立即影印了一份,交给唐德刚太太,让她“带回家给德刚兄同赏”。

夏志清对沈从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,同样予以充分肯定,称沈从文是“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”。他在评点《静》时说,“30年代的中国作家,再没有别人能在相同的篇幅内,写出一篇如此有象征意味如此感情丰富的小说来。”

在当时的中国,沈从文和钱钟书都是被批斗对象,而张爱玲早在1945年就被列入“汉奸文人”的黑名单,但夏志清的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重新发掘了他们的地位,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评价,使得他们进入严肃的文学史,这种功劳是开创性的。

人道主义

在夏志清的文学观念中,他特别注重人道主义在文学中的价值,对五四时期的小说,总体评价很低,认为“它们大半写得太浅露了,看人看事不够深入,没有对人性作深一层的发掘。这不仅是心理描写细致不细致的问题,更重要的问题是小说家在描绘一个人间现象时,没有提供比较深刻的、具有道德意味的了解。”

他推崇西方的索福克勒斯、莎士比亚、托陀两翁,认为“他们留给我们的作品,都借用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来衬托出永远耐人寻味的道德问题。托陀两翁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,他们对当时俄国面临的各种问题、危机都自有其见解,也借用了小说的形式说教无误。”

他在《小说史》的结论部分写道,“现代中国文学之肤浅,归根究底说来,实由于其对‘原罪’之说,或者阐释罪恶的其他宗教论说,不感兴趣,无意认识。”这句话,台湾作家白先勇认为是一针见血之论。

白先勇也是夏志清相当欣赏的一个作家,他曾专门撰写《白先勇论》,夸奖“白先勇兼采中国传统与西方小说技巧的优点,作为小说家,他具备悲天悯人的胸怀,艺术成就是毋庸置疑的。”他甚至说,白先勇是“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,五四以来,艺术成就上能与他匹敌的,从鲁迅到张爱玲,五六人而已。”

白先勇与夏志清有50年的交往,他在接受《凤凰周刊》采访时表示,“夏志清特别看重作者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哲学思想,他对宗教的悲悯情怀是相当推崇的,虽然他自己不信教,但是他是非常有悲悯之心的一个人。”

夏志清对人道主义的看重,在他的《人的文学》一书中亦可看出,《人的文学》本是周作人的一篇文章名,他借用过来作为自己的书名。他提出,“中国新文学的传统,即是‘人的文学’,即是‘用人道主义为本’,对中国社会、个人诸问题,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。”

他甚至认为,某种程度上,文字是次要的,“只要叙述是真情实事,不是温情主义式的杜撰,我总觉得有保存价值,值得后人阅读回味。”

因此,他评价中国的章回体小说,一直读到20世纪初年的《老残游记》,才碰到一位在专制政治下真正为老百姓请命,人道主义的作家。“单凭其人道主义之精神,实已和胡适、鲁迅、周作人这一代站在同一阵线。《老残游记》,同杜甫不少诗篇一样,是真正‘人的文学’的杰作。”

政治偏见

夏志清是一个真性情之人,这从他的为人为学都可以看出。

在日常生活中,他喜欢说,“我真是聪明”“我真是伟大”“×××真是太笨了”,但是他这种口不择言,并不会给人以不适之感,反而让人觉得其真诚可爱。白先勇向记者谈到,“他对人生的热忱到最后也没有减掉,任何人跟他在一起都不会冷清,你能从他身上感到一种人间温暖,他很好玩。”

夏志清的真性情体现在作品中,便是好坏的明显区隔,好就是好,不好就是不好,绝不和稀泥。对于他认为好的作品,他从不吝惜最华丽的赞美之词,而对于他所瞧不上的作品,他也绝不含糊其辞,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立的评价。这种大褒大贬,自然容易惹来争议,因此他“名誉天下,谤亦随之”。

他的一生笔战无数,有的只是几个回合,有的则持续数十年,其中最有名的,当数他和捷克汉学家普实克的笔战。他的《小说史》问世后,普实克立刻写书评,批评夏志清的分析方法不够“科学”,夏则撰文反驳,他们的笔战,成为后来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必读之作。

文学评论大家李欧梵先生曾师从普实克,又是夏志清的非正式弟子,他对两人的熟悉程度是一般人难以比拟的。他对夏志清的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,做出了总结性的评价。

“夏志清开创性的、里程碑式的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出版,在西方学术界的影响不啻晴天惊雷:无论是广度上,还是原创性上,没有任何一部书(无论是哪种语言),包括普实克的书,可以与此书相比。夏先生的比较视角,也令他展示了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的独到观点,这些极具原创性的观点,如今已成为我们的标准。”

由于夏志清对中国左翼文学和作家的整体评价很低,在80年代,他曾受到许多大陆读者的批判。至今仍有许多人,尤其在大陆,认为夏志清的书“在意识形态上偏见重重”,认为他的作品是“冷战学术”,“在理论上不堪一击”。甚至有美国学者认为《小说史》,“显示一种露骨的政治偏见,可能破坏了他的文学鉴赏。”

尽管这种认识被大多数人所否定,但“政治偏见”的标签似乎从未被摘去。李欧梵为之辩解道,“夏先生的政治思想从未影响他的文学鉴赏,他对共产党和非共产党作家们一视同仁,采取统一的批评标准。我们可以发现,他的意识形态立场和文学立场是有区别的。他高度赞赏鲁迅的短篇小说,却不喜欢其政治态度”。

夏志清对左翼作家从来不是一棍子打死,而是区别性地对待,比如他特别看重张天翼、吴组缃,他是读了很多齐名的作家后,才得出这两位的艺术成就最高的结论。尽管茅盾、老舍是一定要入选,但他还是对他们的个别作品重估价值。

《子夜》一直被认为是茅盾最好的作品,而夏志清却认为赶不上他早期的《蚀》《虹》和后期的《霜叶红似二月花》。《猫城记》老舍自认为写的不好,但夏志清却对其予以重视。而他所推崇的张爱玲、钱钟书、沈从文,这些在当时被淹没的作家,如今依然是读者热捧的对象,这足以说明夏志清超凡的眼力。

(本文参考书目:夏志清著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《人的文学》《新文学的传统》,李欧梵著《李欧梵论中国现代文学》,王德威著《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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